2001年6月13日,我走进电影院,看了被传媒炒的沸沸扬扬的《我的兄弟姐妹》。关于电影本身,我不想评论什么;我只想说,它赚到了我的眼泪。
走出电影院,我拿出电话,给远在千里的两个姐姐分别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们,我很想她们……
“兄弟姐妹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互相不相识。但落地以后,便融成一体,结成冰,化成水,也就永远分不开了……”
在家里我年龄最小,上面有两个姐姐,分别大我两岁和四岁。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母亲以前又是教师,对我们三个一视同仁,从不偏袒。所以,虽然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并未享受到“娇宝宝”的特殊待遇。父亲每次买水果、买小人书,向来都是买三份。在我的记忆里,每次有好吃的,都是三个人分着吃,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个夏天的周末,父亲提着保温桶,带着我们三个去买冰淇淋,回家之后,大家围在一块,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分着吃。
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宽裕,我穿的毛线衣、毛线裤基本上都是姐姐穿小后退役给我的,即使是新的,也是母亲用给姐姐织剩的毛线拼成的,各种颜色都有,如果在今天可能叫“前卫”或“另类”,幸好都是穿在里面,而且小孩子嘛,谁会去在意?记得有一年冬天,学校打预防针,虽然我一再谨慎,还是在脱衣服时露出了姐姐的红棉袄。顿时,班里的男生异常兴奋,大声喊着我穿红棉袄、穿女人衣服之类的话,羞的我无地自容。
那时大人常夸我老实,更有人夸我文静,不过我还不知道“文静”是用来夸女孩的,而且每到这时,便会像个白痴一样表现的更加老实和“文静”。的确,小时侯脸圆圆的,五官也长的比较秀气,完全不象现在这样面目可憎,一笑起来就让人误会,以为我不怀好意,而且又不太爱说话。这也正成为我们院小孩欺负的对象。再加上我个头小,力气也小,每次打架都吃亏。姐姐知道后,合二人之力把那帮小子老老实实教训了一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被人欺负过,姐姐一直在 保护我,直到后来,我个子越长越高,力气越来越大,开始保护姐姐。
大姐考上了重点高中。一年以后,读初三的二姐面临着升学问题。由于当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很难一下负担三个人上高中、大学,而作为男孩的我似乎注定是要考大学的,因此,父母只好决定让二姐读中专,早一点参加工作。二姐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要求参加重点高中的入学考试,她很想“看一看试卷”。一个月后,成绩公布了,二姐全校第二名,几天之后,二姐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她没有给父母看到,偷偷地折了起来,放在抽屉里。那天夜里,我听到二姐在隔壁轻轻的抽泣声,可是当年的我太年轻,还意识不到她为家里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
那个暑假很快就过完了。
二姐开学的前一天,我们全家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我突然意识到,以前天天和我在一起的二姐,就要离开我们,去另外一个城市读书了,从此家里将减少一份快乐。我们在站台上说着送行的话,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一直坚强的二姐再也忍不住,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妈,我不想走……”火车还是把二姐带走了,留在站台上母亲不住地用手抹着眼泪。
那一年,二姐14岁。
由于品学兼优,二姐很快当上了班长,而且每次期末考试都是班级第一。每个暑假,我总能收到她用奖学金买给我的小礼物。有一年,为了庆祝我的生日,二姐送了我一副墨镜作为生日礼物。后来有一次我和二姐吵架,吵的很厉害,我一赌气把墨镜仍在地上,说:“还给你的烂墨镜!”二姐没有和我继续吵,默默的把墨镜捡起来。几天后,二姐开学了。我在我的抽屉里发现了她留下的墨镜,擦的干干净净的。我现在完全能体会她当时是多么伤心。
大姐很顺利的考上了大学,去了省城读书。第一年寒假,她给我带来了The Carpenters和wham!的磁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欧美音乐,一下子就迷恋上了。后来,她又让我认识了崔健、俞丽拿、Pink Floyd、Michael Jackson、M.C. Hammer、Paul Mauriat、the Beatles等等,给我讲她节省了几个月的生活费去看“崔健演唱会”的盛况,给我寄来每一期的《音乐天堂》,使我在闭塞的县城能够一直享受到音乐带来的快乐,也使我能够创立以后的“音乐彩虹”。
1994年,我离开了生活18年的小县城,来到古城西安上大学,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两个姐姐都参加了工作,她们不定期的给我寄来钱,让我买自己喜欢的书和磁带。由于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经常感到孤单,姐姐不停的给我写信和打电话。不久,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使我很快适应了外地的生活,“想家”越来越模糊了。元旦前一天,看到西安的同学匆忙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和家人团聚,十分想家,便给家里挂了个电话,向远在千里之外的每一个人祝福。放下电话,我忽然想起二姐在异地的第一个元旦给我们寄的贺卡:“当你们在家里举杯欢庆,别忘记远方的祝福……”,我终于明白当年14岁的小女孩独自在外地度过她的第一个新年时的心情了。
我独自走在街上,路边的音像店里传来张楚熟悉的声音:“这个冬天雪还不下,站在路边眼睛不眨……”。一瞬间,过去的事情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小时候我们三个围着保温桶一口一口分吃冰淇淋……姐姐替我打架……14岁的二姐在火车站哭着向我们挥手……我把二姐送我的墨镜扔在地上……。我忘情的跟着张楚一起唱:“……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我不敢抬头,因为泪水已模糊双眼。
后来,要强的二姐在单位参加了成人高考,虽然填志愿时把学校代码填错了,没能投成档,但是以江苏省第二名的成绩被上海的一所大学破格录用。二姐终于圆了她的大学梦。后来,两个姐姐都有了男朋友;再后来,她们的男朋友成了我的姐夫。
…………
现在,我们全家都搬到了市里,我一个人在深圳----因为姐姐说男孩不应该留在父母身边。我有了两个外甥女,其中一个已经可以很顺利的和我聊天。我一直很感谢父母,当年没有响应国家的号召,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体会到这种手足之情,看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我想:会不会有一天,没有“姐姐”了呢?
“兄弟姐妹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互相不相识。但落地以后,便融成一体,结成冰,化成水,也就永远分不开了……”
走出电影院,我拿出电话,给远在千里的两个姐姐分别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们,我很想她们……
“兄弟姐妹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互相不相识。但落地以后,便融成一体,结成冰,化成水,也就永远分不开了……”
在家里我年龄最小,上面有两个姐姐,分别大我两岁和四岁。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母亲以前又是教师,对我们三个一视同仁,从不偏袒。所以,虽然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并未享受到“娇宝宝”的特殊待遇。父亲每次买水果、买小人书,向来都是买三份。在我的记忆里,每次有好吃的,都是三个人分着吃,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个夏天的周末,父亲提着保温桶,带着我们三个去买冰淇淋,回家之后,大家围在一块,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分着吃。
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宽裕,我穿的毛线衣、毛线裤基本上都是姐姐穿小后退役给我的,即使是新的,也是母亲用给姐姐织剩的毛线拼成的,各种颜色都有,如果在今天可能叫“前卫”或“另类”,幸好都是穿在里面,而且小孩子嘛,谁会去在意?记得有一年冬天,学校打预防针,虽然我一再谨慎,还是在脱衣服时露出了姐姐的红棉袄。顿时,班里的男生异常兴奋,大声喊着我穿红棉袄、穿女人衣服之类的话,羞的我无地自容。
那时大人常夸我老实,更有人夸我文静,不过我还不知道“文静”是用来夸女孩的,而且每到这时,便会像个白痴一样表现的更加老实和“文静”。的确,小时侯脸圆圆的,五官也长的比较秀气,完全不象现在这样面目可憎,一笑起来就让人误会,以为我不怀好意,而且又不太爱说话。这也正成为我们院小孩欺负的对象。再加上我个头小,力气也小,每次打架都吃亏。姐姐知道后,合二人之力把那帮小子老老实实教训了一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被人欺负过,姐姐一直在 保护我,直到后来,我个子越长越高,力气越来越大,开始保护姐姐。
大姐考上了重点高中。一年以后,读初三的二姐面临着升学问题。由于当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很难一下负担三个人上高中、大学,而作为男孩的我似乎注定是要考大学的,因此,父母只好决定让二姐读中专,早一点参加工作。二姐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要求参加重点高中的入学考试,她很想“看一看试卷”。一个月后,成绩公布了,二姐全校第二名,几天之后,二姐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她没有给父母看到,偷偷地折了起来,放在抽屉里。那天夜里,我听到二姐在隔壁轻轻的抽泣声,可是当年的我太年轻,还意识不到她为家里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
那个暑假很快就过完了。
二姐开学的前一天,我们全家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我突然意识到,以前天天和我在一起的二姐,就要离开我们,去另外一个城市读书了,从此家里将减少一份快乐。我们在站台上说着送行的话,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一直坚强的二姐再也忍不住,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妈,我不想走……”火车还是把二姐带走了,留在站台上母亲不住地用手抹着眼泪。
那一年,二姐14岁。
由于品学兼优,二姐很快当上了班长,而且每次期末考试都是班级第一。每个暑假,我总能收到她用奖学金买给我的小礼物。有一年,为了庆祝我的生日,二姐送了我一副墨镜作为生日礼物。后来有一次我和二姐吵架,吵的很厉害,我一赌气把墨镜仍在地上,说:“还给你的烂墨镜!”二姐没有和我继续吵,默默的把墨镜捡起来。几天后,二姐开学了。我在我的抽屉里发现了她留下的墨镜,擦的干干净净的。我现在完全能体会她当时是多么伤心。
大姐很顺利的考上了大学,去了省城读书。第一年寒假,她给我带来了The Carpenters和wham!的磁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欧美音乐,一下子就迷恋上了。后来,她又让我认识了崔健、俞丽拿、Pink Floyd、Michael Jackson、M.C. Hammer、Paul Mauriat、the Beatles等等,给我讲她节省了几个月的生活费去看“崔健演唱会”的盛况,给我寄来每一期的《音乐天堂》,使我在闭塞的县城能够一直享受到音乐带来的快乐,也使我能够创立以后的“音乐彩虹”。
1994年,我离开了生活18年的小县城,来到古城西安上大学,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两个姐姐都参加了工作,她们不定期的给我寄来钱,让我买自己喜欢的书和磁带。由于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经常感到孤单,姐姐不停的给我写信和打电话。不久,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使我很快适应了外地的生活,“想家”越来越模糊了。元旦前一天,看到西安的同学匆忙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和家人团聚,十分想家,便给家里挂了个电话,向远在千里之外的每一个人祝福。放下电话,我忽然想起二姐在异地的第一个元旦给我们寄的贺卡:“当你们在家里举杯欢庆,别忘记远方的祝福……”,我终于明白当年14岁的小女孩独自在外地度过她的第一个新年时的心情了。
我独自走在街上,路边的音像店里传来张楚熟悉的声音:“这个冬天雪还不下,站在路边眼睛不眨……”。一瞬间,过去的事情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小时候我们三个围着保温桶一口一口分吃冰淇淋……姐姐替我打架……14岁的二姐在火车站哭着向我们挥手……我把二姐送我的墨镜扔在地上……。我忘情的跟着张楚一起唱:“……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我不敢抬头,因为泪水已模糊双眼。
后来,要强的二姐在单位参加了成人高考,虽然填志愿时把学校代码填错了,没能投成档,但是以江苏省第二名的成绩被上海的一所大学破格录用。二姐终于圆了她的大学梦。后来,两个姐姐都有了男朋友;再后来,她们的男朋友成了我的姐夫。
…………
现在,我们全家都搬到了市里,我一个人在深圳----因为姐姐说男孩不应该留在父母身边。我有了两个外甥女,其中一个已经可以很顺利的和我聊天。我一直很感谢父母,当年没有响应国家的号召,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体会到这种手足之情,看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我想:会不会有一天,没有“姐姐”了呢?
“兄弟姐妹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互相不相识。但落地以后,便融成一体,结成冰,化成水,也就永远分不开了……”
回忆“音乐彩虹”
我们和崔健一同老去
2001/06/18 14: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