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姐姐
《英雄》所见 
2001/09/30 14:24 | 
高一那年（1992年）暑假，在南京上大学的大姐带来一盒借同学的磁带，是崔健的《解决》。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人的名字。专辑的封面上除了崔健的黑白头像，有一个五颜六色的碎片拼成的五角星，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枚2分硬币。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打开一看，发现有一首歌（《象一把刀子》）的歌词没印上，是别人抄上去的。我把磁带放进当时算是很豪华的双卡录音机，发现这小子唱的是个什么东西，歌词一句都听不清，即使对着看也比较吃力，便扔在了一边。
大姐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唱《一无所有》的，现在在南京非常火。
我很惊讶，《一无所有》当时唱的很滥，滥的让我鄙视，但毕竟可以去唱，但这些歌听都听不清，我很难接受那是出自同一个人。然而后来我才知道，《一无所有》不光对崔健本人，而且对中国的整个摇滚乐，都不是一般的意义。
在大姐的强力推介下，我终于硬着头皮听完了那盒磁带，听完后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南泥湾》比郭兰英唱的好听。但是几天之后，又很不自觉的听了一遍，然后又是一遍，一遍又一遍......
我说不出为什么想听，只知道自己也着了这小子的道了。
暑假结束时，大姐把磁带带回学校了，而我已经把歌词全部背了下来。
高二一开学，我就跑遍我们小县城的磁带店（那时还没有音像店）去找这盒磁带，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这很符合当时中国北方的一个普通小县城的流行特点：以听香港四大天王和一个自称是郭富城儿子的叫林痔蝇的歌为荣，或者是天天唱迟志强的愁啊愁表明自己是失足青年，我感觉很沮丧，好象一下子少了一块东西，以至于听见有人骑自行车摇铃就回头看一看，怀疑在放《这儿的空间》。
一天，大姐给我的一封信给我描述了她花了省吃俭用的40块钱看的一场崔健在五台山体育馆演唱会的盛况。
“当时大部分都是学生，都站着。崔健穿了身旧军装，背着吉他出场了，他对着话筒大喊一声：‘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没有人知道他问的是什么准备好了或者还是准备好干什么，全场顿时激动起来，几千人一起喊：‘准—备—好—了！’。......”
“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这可能是所有演唱会中最有特色的开场白，是唯一一个把观众放在首位的开场白，也成了崔健的一个标志。很多年后，当再次听到这句话时，许多人都感到一种冲动，一种说不出的冲动。
“回到寝室后，已经熄灯了，同学们聚在一间男生宿舍里，在书桌上点了一圈的蜡烛，用那种放4节1号电池的录音机放着崔健的歌，眼睛上蒙着红布，手拉手，一起唱，互相泼着当时最便宜的啤酒......”
后来，我在一个很小的磁带店买到了那盒磁带，而且那个20多岁的小老板一再强调是专门帮我进的货。为此，我多付了他2元钱。
慢慢的，我收集了一些崔健的资料，也知道了《解决》是他的第二张专辑，当我听到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才发现两者之间的风格差别真的很大。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比较推崇《解决》这张专辑，不光是其他能称的上搞摇滚的人，就连崔健本人，也未能超越。
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自由作文，就是老师不命题，自己随便写。我把这两年来对崔健歌词的理解，写了一篇题为《崔健：给你一种原始的美》的文章，文风上完全是模仿当时盛行的《女友》杂志上文章的小资情调，内容确是自己的，写了500多字，算是比较长的。语文老师给我打了95分，这是我记忆中作文的最高分数，然而旁边有个小小的问号，大概怕我不明白，又在评语中写道“此文是否自己独立完成？”这个问号就没有上面的那么客气了，看的出被描了两遍，但是苦于抓不到证据，要不然就是0分了。我付之一笑，懒的解释。但是现在看来，当时对崔健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但毕竟我有了自己的观点。
1994年，我来到西安读大学，视野一下开阔了许多，这里摇滚乐的浓厚的气氛使我感觉到如鱼得水。在此期间，我结识了很多喜爱摇滚乐的朋友，大家在一起交流和讨论，甚至争论。“音乐彩虹”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和老杨、老凡创办的。这里要非常感谢陕西文艺广播电台“摇滚发烧友”（不知这个栏目现在还存不存在？）节目的主持人——程冈，同时也是“恐龙蛋”乐队（不知这个乐队现在还存不存在？）的主唱兼主音吉它，他不仅对处于贫穷的学生时代的我们提供了物质上的资助，尤其重要的是，他对于崔健音乐的理解并由此对中国摇滚乐甚至摇滚乐本身的看法改变了我以前固守的一些片面的井底之蛙的观点。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教工食堂喝完啤酒去2号楼上厕所时，他突然自言自语：“到底什么是摇滚乐？”
大家一阵沉默。
走出厕所后，他告诉我：“摇滚是一种精神。”然后扬长而去。
我感到眼前一黑。我知道：我以前一直在思考甚至坚持的东西在这句话下顷刻瓦解了。
虽然这句话对摇滚乐的理解未必全面，但是它一直影响我到现在。
不好意思，扯远了。
大三的时候，不管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男生都流行弹吉他，我这个俗人也买了一把，广州红棉的，120多块钱，后来听说是西安音乐学院自己组装的。开始是练《青春》，最简单，也最容易出效果，熟了之后就练《同桌的你》，被认为是一种提高——因为有些大横按，再后来就是用匹克扫弦，最喜欢扫的是《一块红布》，因为节奏简单、没有变化，但是不敢碰《花房姑娘》，据说那是扫弦的最高境界，因为节奏难把握，尤其是前奏。
一天晚上自习的时候，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唱《花房姑娘》，刚开始以为是哪个混蛋放录音机，后来一听发现不对，因为是好多人在合唱，而且唱的那么的难听和跑调和黄腔，但在吉他的掩饰下再加上听不清楚还是很容易给人造成假象的。我放下书，沿着琴声找到食堂门口，发现4、5个人和2把吉他，在弹，在唱，间奏的萨克司改成了萧，效果不错；周围围着10来个人，在看，在听，我的几个虎朋琴友也在。吉他很好，听的出和弦是扒带扒下来的，唱的很投入，我一下子就被感动了。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回到宿舍找到磁带，对着和弦谱反反覆覆的听，不知听了多少遍，熄灯后又用电池听，直到听到对门宿舍传来摔桌子砸板凳使劲关门往走廊里泼抗议的洗脚水甚至“陕骂”。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们哥几个发奋的练习《花房姑娘》，手指头磨掉了皮，满脑子都是前奏的和弦声，当我们最终很熟练时，却发现唱了一两句后在也唱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知道了：崔健的歌只能听，只能想，只能感受，唱不出来，因为那不是OK。
我想起了当年英国的两支乐队——The Beatles和The Rolling Stone，应该说他们代表了当时摇滚乐的两种风格和以后摇滚乐的发展方向。Art rock和The Beatles一起走向了终点，而Heavy Metal却被保存了下来并向多个方向发展和演变。这正如崔健和唐朝。崔健的摇滚大旗仍没人举的起来，而稍微做的好而且不走POP路线的无不是唐朝的翻版，只不过把失真吉他的效果器完的更聪明罢了。还有一些唱情唱爱的伪摇滚，现在的大部分乐队都属此类，很容易就让大众接受了，而且他们的歌还在卡拉OK里被频频点唱。哈哈，都OK了，还是摇滚吗？也有做的比较好的，但总是感觉少了一点东西。
这里我想起老崔的一段话：“摇滚本来应该来自街头，而现在却是来自都市夜生活，着就是问题。摇滚从街头进入酒吧，意味着由反叛变成时尚，由先锋艺术变成大众消费，由愤怒的心声变成茶余饭后消遣，这种蜕变确实令人担忧。在消费主义的环境中，摇滚坚持自己原来的使命是否还可能？反叛是否属于摇滚的本质？不再反叛的摇滚还是不是摇滚？”
后来听说老崔在北京的酒吧里演出已经是坐着了，少了不少锐气。再就是今年的《我的兄弟姐妹》，不知文隽是怎么说服老崔的。说实话，许多人都是冲着老崔去的，但是他的表演确实不尽人意。不过媒体上提到时都是一笔带过或是很含蓄。我不由的想起周国平对他的评价：“我越来越相信，虽然他被公认为中国摇滚第一人，但他的意义要超过摇滚；虽然他的出场比别的歌星更使观众激动，但观众对他的尊敬远非简单的偶像崇拜。”因为他原本就不是偶像。
影片中的老崔胖了，表现出一种富态，或者说老了。当他对摇滚的本质提出质疑的时候，是否就已经背叛了自己？人终归是要老的，社会也要发展，人的大脑也要发展，或许老崔只是而且只能打开中国摇滚乐的大门？以后的发展是他不能左右的，因为他甚至不能左右自己。
而当年听着老崔的歌的一群愤怒青年现在也已经步入中年或忙着没命的挣钱，对现在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摇滚”小辈们公开失去了兴趣。我还是一直沉浸在《九十年代》的那《一块红布》中，让自己在过去的空间里撒点野。
我感觉自己在和崔健一同老去......
不是我不明白。只是“我们老了，无所谓了。”
大姐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唱《一无所有》的，现在在南京非常火。
我很惊讶，《一无所有》当时唱的很滥，滥的让我鄙视，但毕竟可以去唱，但这些歌听都听不清，我很难接受那是出自同一个人。然而后来我才知道，《一无所有》不光对崔健本人，而且对中国的整个摇滚乐，都不是一般的意义。
在大姐的强力推介下，我终于硬着头皮听完了那盒磁带，听完后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南泥湾》比郭兰英唱的好听。但是几天之后，又很不自觉的听了一遍，然后又是一遍，一遍又一遍......
我说不出为什么想听，只知道自己也着了这小子的道了。
暑假结束时，大姐把磁带带回学校了，而我已经把歌词全部背了下来。
高二一开学，我就跑遍我们小县城的磁带店（那时还没有音像店）去找这盒磁带，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这很符合当时中国北方的一个普通小县城的流行特点：以听香港四大天王和一个自称是郭富城儿子的叫林痔蝇的歌为荣，或者是天天唱迟志强的愁啊愁表明自己是失足青年，我感觉很沮丧，好象一下子少了一块东西，以至于听见有人骑自行车摇铃就回头看一看，怀疑在放《这儿的空间》。
一天，大姐给我的一封信给我描述了她花了省吃俭用的40块钱看的一场崔健在五台山体育馆演唱会的盛况。
“当时大部分都是学生，都站着。崔健穿了身旧军装，背着吉他出场了，他对着话筒大喊一声：‘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没有人知道他问的是什么准备好了或者还是准备好干什么，全场顿时激动起来，几千人一起喊：‘准—备—好—了！’。......”
“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这可能是所有演唱会中最有特色的开场白，是唯一一个把观众放在首位的开场白，也成了崔健的一个标志。很多年后，当再次听到这句话时，许多人都感到一种冲动，一种说不出的冲动。
“回到寝室后，已经熄灯了，同学们聚在一间男生宿舍里，在书桌上点了一圈的蜡烛，用那种放4节1号电池的录音机放着崔健的歌，眼睛上蒙着红布，手拉手，一起唱，互相泼着当时最便宜的啤酒......”
后来，我在一个很小的磁带店买到了那盒磁带，而且那个20多岁的小老板一再强调是专门帮我进的货。为此，我多付了他2元钱。
慢慢的，我收集了一些崔健的资料，也知道了《解决》是他的第二张专辑，当我听到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才发现两者之间的风格差别真的很大。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比较推崇《解决》这张专辑，不光是其他能称的上搞摇滚的人，就连崔健本人，也未能超越。
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自由作文，就是老师不命题，自己随便写。我把这两年来对崔健歌词的理解，写了一篇题为《崔健：给你一种原始的美》的文章，文风上完全是模仿当时盛行的《女友》杂志上文章的小资情调，内容确是自己的，写了500多字，算是比较长的。语文老师给我打了95分，这是我记忆中作文的最高分数，然而旁边有个小小的问号，大概怕我不明白，又在评语中写道“此文是否自己独立完成？”这个问号就没有上面的那么客气了，看的出被描了两遍，但是苦于抓不到证据，要不然就是0分了。我付之一笑，懒的解释。但是现在看来，当时对崔健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但毕竟我有了自己的观点。
1994年，我来到西安读大学，视野一下开阔了许多，这里摇滚乐的浓厚的气氛使我感觉到如鱼得水。在此期间，我结识了很多喜爱摇滚乐的朋友，大家在一起交流和讨论，甚至争论。“音乐彩虹”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和老杨、老凡创办的。这里要非常感谢陕西文艺广播电台“摇滚发烧友”（不知这个栏目现在还存不存在？）节目的主持人——程冈，同时也是“恐龙蛋”乐队（不知这个乐队现在还存不存在？）的主唱兼主音吉它，他不仅对处于贫穷的学生时代的我们提供了物质上的资助，尤其重要的是，他对于崔健音乐的理解并由此对中国摇滚乐甚至摇滚乐本身的看法改变了我以前固守的一些片面的井底之蛙的观点。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教工食堂喝完啤酒去2号楼上厕所时，他突然自言自语：“到底什么是摇滚乐？”
大家一阵沉默。
走出厕所后，他告诉我：“摇滚是一种精神。”然后扬长而去。
我感到眼前一黑。我知道：我以前一直在思考甚至坚持的东西在这句话下顷刻瓦解了。
虽然这句话对摇滚乐的理解未必全面，但是它一直影响我到现在。
不好意思，扯远了。
大三的时候，不管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男生都流行弹吉他，我这个俗人也买了一把，广州红棉的，120多块钱，后来听说是西安音乐学院自己组装的。开始是练《青春》，最简单，也最容易出效果，熟了之后就练《同桌的你》，被认为是一种提高——因为有些大横按，再后来就是用匹克扫弦，最喜欢扫的是《一块红布》，因为节奏简单、没有变化，但是不敢碰《花房姑娘》，据说那是扫弦的最高境界，因为节奏难把握，尤其是前奏。
一天晚上自习的时候，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唱《花房姑娘》，刚开始以为是哪个混蛋放录音机，后来一听发现不对，因为是好多人在合唱，而且唱的那么的难听和跑调和黄腔，但在吉他的掩饰下再加上听不清楚还是很容易给人造成假象的。我放下书，沿着琴声找到食堂门口，发现4、5个人和2把吉他，在弹，在唱，间奏的萨克司改成了萧，效果不错；周围围着10来个人，在看，在听，我的几个虎朋琴友也在。吉他很好，听的出和弦是扒带扒下来的，唱的很投入，我一下子就被感动了。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回到宿舍找到磁带，对着和弦谱反反覆覆的听，不知听了多少遍，熄灯后又用电池听，直到听到对门宿舍传来摔桌子砸板凳使劲关门往走廊里泼抗议的洗脚水甚至“陕骂”。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们哥几个发奋的练习《花房姑娘》，手指头磨掉了皮，满脑子都是前奏的和弦声，当我们最终很熟练时，却发现唱了一两句后在也唱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知道了：崔健的歌只能听，只能想，只能感受，唱不出来，因为那不是OK。
我想起了当年英国的两支乐队——The Beatles和The Rolling Stone，应该说他们代表了当时摇滚乐的两种风格和以后摇滚乐的发展方向。Art rock和The Beatles一起走向了终点，而Heavy Metal却被保存了下来并向多个方向发展和演变。这正如崔健和唐朝。崔健的摇滚大旗仍没人举的起来，而稍微做的好而且不走POP路线的无不是唐朝的翻版，只不过把失真吉他的效果器完的更聪明罢了。还有一些唱情唱爱的伪摇滚，现在的大部分乐队都属此类，很容易就让大众接受了，而且他们的歌还在卡拉OK里被频频点唱。哈哈，都OK了，还是摇滚吗？也有做的比较好的，但总是感觉少了一点东西。
这里我想起老崔的一段话：“摇滚本来应该来自街头，而现在却是来自都市夜生活，着就是问题。摇滚从街头进入酒吧，意味着由反叛变成时尚，由先锋艺术变成大众消费，由愤怒的心声变成茶余饭后消遣，这种蜕变确实令人担忧。在消费主义的环境中，摇滚坚持自己原来的使命是否还可能？反叛是否属于摇滚的本质？不再反叛的摇滚还是不是摇滚？”
后来听说老崔在北京的酒吧里演出已经是坐着了，少了不少锐气。再就是今年的《我的兄弟姐妹》，不知文隽是怎么说服老崔的。说实话，许多人都是冲着老崔去的，但是他的表演确实不尽人意。不过媒体上提到时都是一笔带过或是很含蓄。我不由的想起周国平对他的评价：“我越来越相信，虽然他被公认为中国摇滚第一人，但他的意义要超过摇滚；虽然他的出场比别的歌星更使观众激动，但观众对他的尊敬远非简单的偶像崇拜。”因为他原本就不是偶像。
影片中的老崔胖了，表现出一种富态，或者说老了。当他对摇滚的本质提出质疑的时候，是否就已经背叛了自己？人终归是要老的，社会也要发展，人的大脑也要发展，或许老崔只是而且只能打开中国摇滚乐的大门？以后的发展是他不能左右的，因为他甚至不能左右自己。
而当年听着老崔的歌的一群愤怒青年现在也已经步入中年或忙着没命的挣钱，对现在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摇滚”小辈们公开失去了兴趣。我还是一直沉浸在《九十年代》的那《一块红布》中，让自己在过去的空间里撒点野。
我感觉自己在和崔健一同老去......
不是我不明白。只是“我们老了，无所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