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yang's blog

早上很早就醒了，火车上总是睡的不踏实，罗华比较能睡。不过醒来也没事干，一点一点熬时间。

中午的时候给刘耀东和杨海波打了电话，杨海波在答辩，没有接，刘耀东告诉没有空的房间，比较郁闷。算了，到了再说吧，懒得操心了。

肚子很快就饿了，大家就去餐车还是买盒饭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买盒饭吃，因为推断厨房的菜肯定都是过夜的，没必要多花钱。

盒饭15元一个，还算精致吧。车厢里一个乘务员再兜售地图，就买了一张，找了一下北京西站和人大在地图上的位置，还不算远。那个卖地图的乘务员告诉我们，打的士的话，夏利车也就20元左右。又研究了一下地图，时间也差不多了。

火车还算准时，晚点不到10分钟。北京比深圳凉快多了，到了火车站专门打的的地方，按照杨海波说的路线，告诉司机去人大西门，走苏州桥下面。坐在出租车里，看着北京的市容，北方的城市和南方的就是不一样。

人大离西站还是挺近的不到半小时就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及格熟悉的字。进入校园后，不停的打听留学生楼，七拐八拐的终于到了。给杨海波打了个电话，让他出来接我们。不到两分钟，就看到杨海波穿着拖鞋出来了，把我们一行人带到了专家楼203。

进门一看，人好多，像个据点。被子堆在地上，看得出昨晚有人打了地铺。陈华忙着在书桌前准备第二天的答辩陈述材料，邓彬彬、肖志中、黄晓萍等人在聊天。大家简单的寒喧了一下，没有理会住的问题，反正要打地铺了。罗华和杨德军去找导师签了字，我给联系人打了电话，准备请他吃饭，顺便熟悉一下答辩的一些情况。其他人做鸟兽散，都一下子消失了。

在留学生楼旁边的“集天”请联系人张宁吃的饭。以后的几天，集天几乎成了我的食堂。这里吃饭真是便宜，点了很多才23元，而且吃的不错。吃饭时了解到，张宁也是李焰的学生，而且已经考上了李焰的博士。他建议我最好去导师家坐坐。

吃完饭，张宁带我去买了点水果，又到他宿舍查了李焰老师家的地址。回到留学生楼，赶紧洗了个澡，带上我从深圳带的礼品和水果，打了车去老师家。还算好找，的士司机问了两三次就找到了。到了李焰老师家，和她闲聊了一会，问了一些答辩时要注意的问题，就告辞了。

回到人大，我因为没有房间钥匙，只好在人大闲逛。到了10点左右，搭了个电话，宿舍已经有人了。回到房间，只有肖志中在，我洗了衣服，杨德军也回来了。在火车上没睡好，开始犯困了。到11点多，杨海波也回来了，只好4个人挤。

虽然睡的不舒服，但很快就睡着了。朦胧中，蚊子声不断。

下午两点钟左右，带上行李，出门坐上1路观光大巴。在车上晃了近50分钟，终于到了火车站。赶快找到T108的入站口。等了不到10分钟，杨德军赶到了，又等了5分钟左右，张萍也到了。就差罗华一个人了。打电话给罗华，她说由于包坏了，要再等15分钟。

我看了一下时间，离开车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让杨德军和张萍先进去占行李架。又等了20多分钟，罗华才不紧不慢的赶来。我们上了火车，才发现车厢人很多，行李架全满了，和我们一个车厢的还有个上铺的带了一台电视机。没等多久车就开了。

虽然是特快，但我们感觉速度比想像中的慢。而且老是晃来晃去。剩下的时间就是慢慢打发时间。我不会打牌，凑不成一桌，只好聊天。到了傍晚，感觉肚子饿了，大家合计一下，决定去餐车吃饭。

餐车感觉还挺干净的，不过菜倒不便宜，平均都超过30元。我们点了鸡、猪、牛、鱼，大吃一顿，共花了120元左右。席间杨德军对一个服务员产生好感，不停的夸来夸去。

熬了几个小时，熬到睡觉时间，大家昏昏睡去。

最初写这篇文章的冲动是在2000年底听了许巍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那一年》，当时老凡还在深圳，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一阵感慨之后，又不厌其烦的回忆起大学时的点点滴滴。我很想把当时的心情写下来，但当我打开电脑写下这个标题后，对着屏幕一阵发呆，才发现已经不能把这些触手可及的东西变成文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深圳改变了我，还是我自己在改变着自己？我只知道我已经不能再像两年以前那样很随意的写点东西了。

2003年的1月4日，我坐在广深高速的大巴上，DISKMAN里放着前一天刚刚拿到的许巍最新专辑《时光、漫步》，当熟悉的声音在耳边想起时，多年尘封的记忆一下被打开，不是因为这张专辑，而是因为一种惯性。这时的老凡已在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由于时差关系他还在睡梦里，车窗外的护栏飞速的向后逝去，看的我有点眼花，只有远处光秃秃的山始终停留在视野里。我想，是写点东西的时候了。

让时光倒流9年吧。

1993年的夏天，我正处在一个从高二升入高三的关键时期，在一期《女友》杂志的插页中，看到了一篇介绍西安“飞”乐队的文章，当时的中国摇滚乐正处于一个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对于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乐队，没能引起我很大的注意，但拍的几张照片让我印象深刻：几个（记不清几个了）留着长发的愤怒青年双脚离地贴在墙上，我想这难道是为了说明乐队的名字？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小字，其中有一个就是：许巍。

1994年9月，我来到古城西安，开始了4年的大学生活。大一、大二忙着考各种各样的合格证、混入党内、买打口带、卖四海牌空白磁带手套贺年卡以及骑着单车熟悉西安的每一条大路小路，最引以为荣的就是和老安、老凡成功的创办了一个名叫“音乐彩虹”的音乐团体，并结识了西安广播电台的一些节目主持人，带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谈论摇滚乐。时间在充实的大学生活和无忧无虑之中飞快的逝去，转眼间就到了1996年的大三。

这年10月份，我从陕西文艺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恐龙蛋”乐队主唱程冈那里得到消息，西安的几支摇滚乐队想组织一次高校巡回演出。我们学校当时正好有一个学生得了白血病，我想以义演为主题把演出的第一站放在我们学校，门票收入除负担演出设备的租金外全部捐给那位同学。主办方说没问题，但令人气愤的是学校团委以“以前未搞过类似演出活动，怕影响不好”为由拒绝提供场地，令这项善举胎死腹中。演出的第一站放在了建院，程冈比较够哥们，送了我们几张票，我们又凑了点会费组织一些“音乐彩虹”的会员去观看。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摇滚乐的现场演出，无法用文字来形容当时的气氛，只记得在简陋的礼堂里站了3个多小时，出来时嗓子沙沙的。其中有一支乐队就是“飞”乐队，也是现场表现最好的乐队，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前任的主唱名叫许巍，知道了他离开了乐队去北京发展，知道了田震的那首《执着》原出自许巍之手，名叫《Don't Cry Baby》。

2002年12月22日晚11点，我有幸在《英雄》公映的第二天到深圳新南国影院了却一个月多的心愿。位于市政府对面城市广场的新南国装修不错，4个厅都比较小，便于表现一些比较细腻的音效，座位也比较舒服，确实有点在香港金钟UV影院（我认为是香港最好的影院）看电影的感觉，虽然已是晚上11点，但基本未见虚席，再加上长达10分钟的片头广告，即使未看电影，我也不得不佩服老谋子成功的商业运作。

由于我已经提前读过剧本，而且甘露的《缘起》也在公映前一个礼拜拿到手，所以影片本身的情节架构没能引起我的悬念，但表现出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精心营造的气氛仍然让我感到惊叹。
影片情节很简单，讲述了非常老套的刺秦的故事，采用了典型的黑泽名的《罗生门》叙事模式，不管效果如何，我个人还是比较比较喜欢。在主题上，我比较欣赏张艺谋所展现的中国武术的美和内涵，以及武者身上的所表现的“侠义”的气质。画面的质感和运用单色调进行渲染则是老谋子惯用的伎俩，比之以前的作品感觉又百尺竿头，当然，这离不开被誉为王家卫“铁三角”之一的杜可风的精彩摄影。片中运用了大量的高速摄影来表现无名的快剑，看了让人感觉很过瘾，它和顾长卫的长镜头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摄影手法。录音陶经也感觉不错，很注意一些非常小的细节描写，无可挑剔，但听说合成是在日本完成的，让人感觉有点遗憾。

《英雄》的电影配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量中国古典乐器的运用是一大特色，连绵不断的二胡、古筝和低音提琴，增添了不少沉重和悲剧气氛。对于秦军“风”的口号的独创虽然戏剧味较浓，但感觉贴切，无突兀感。至完稿时，我已拿到《英雄》的电影原声大碟，简单听了一下，确实值得回味。值得一提的是，谭盾虽然凭上部作品《卧虎藏龙卧》拿到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但个人感觉逊于《英雄》。

关于演员的表演，老谋子过于追求视觉的完美使演员的表演余地非常狭窄，虽然都是国际级演技派影星，但感觉缺乏表现的机会而过于平淡，相形之下，陈道明的表演就比较突出。另外，武指程小东就不用说了，国内找不到更好的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场面是无名与长空一战，飞檐滴水、围棋古筝，营造出很好的气氛，但又不喧宾夺主；而无名与残剑一役则过分强调视觉效果而使情节显得淡化。另外，残剑飞雪刺秦的情节感觉画蛇添足、过于累赘，完全可以用瞬间闪回的手法替换；残剑飞雪的结局交代也过于拖沓。还有一些小的方面让人感到遗憾，比如配音不够好，尤其是李连杰的声音，有些对白没经过仔细推敲，让人啼笑皆非，等等。

但是总体来说，我还是非常喜欢《英雄》，个人认为是2002年值得到电影院再看一遍的唯一一部电影。

散场后，已是凌晨两点，没想到门外仍是许多人等着下一场。

达到如此效应，我想也够了。

高一那年（1992年）暑假，在南京上大学的大姐带来一盒借同学的磁带，是崔健的《解决》。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人的名字。专辑的封面上除了崔健的黑白头像，有一个五颜六色的碎片拼成的五角星，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枚2分硬币。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打开一看，发现有一首歌（《象一把刀子》）的歌词没印上，是别人抄上去的。我把磁带放进当时算是很豪华的双卡录音机，发现这小子唱的是个什么东西，歌词一句都听不清，即使对着看也比较吃力，便扔在了一边。

大姐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唱《一无所有》的，现在在南京非常火。

我很惊讶，《一无所有》当时唱的很滥，滥的让我鄙视，但毕竟可以去唱，但这些歌听都听不清，我很难接受那是出自同一个人。然而后来我才知道，《一无所有》不光对崔健本人，而且对中国的整个摇滚乐，都不是一般的意义。

在大姐的强力推介下，我终于硬着头皮听完了那盒磁带，听完后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南泥湾》比郭兰英唱的好听。但是几天之后，又很不自觉的听了一遍，然后又是一遍，一遍又一遍......

我说不出为什么想听，只知道自己也着了这小子的道了。

暑假结束时，大姐把磁带带回学校了，而我已经把歌词全部背了下来。

高二一开学，我就跑遍我们小县城的磁带店（那时还没有音像店）去找这盒磁带，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这很符合当时中国北方的一个普通小县城的流行特点：以听香港四大天王和一个自称是郭富城儿子的叫林痔蝇的歌为荣，或者是天天唱迟志强的愁啊愁表明自己是失足青年，我感觉很沮丧，好象一下子少了一块东西，以至于听见有人骑自行车摇铃就回头看一看，怀疑在放《这儿的空间》。

 2001年6月13日，我走进电影院，看了被传媒炒的沸沸扬扬的《我的兄弟姐妹》。关于电影本身，我不想评论什么；我只想说，它赚到了我的眼泪。

走出电影院，我拿出电话，给远在千里的两个姐姐分别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们，我很想她们……
“兄弟姐妹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互相不相识。但落地以后，便融成一体，结成冰，化成水，也就永远分不开了……”

在家里我年龄最小，上面有两个姐姐，分别大我两岁和四岁。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母亲以前又是教师，对我们三个一视同仁，从不偏袒。所以，虽然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并未享受到“娇宝宝”的特殊待遇。父亲每次买水果、买小人书，向来都是买三份。在我的记忆里，每次有好吃的，都是三个人分着吃，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个夏天的周末，父亲提着保温桶，带着我们三个去买冰淇淋，回家之后，大家围在一块，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分着吃。

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宽裕，我穿的毛线衣、毛线裤基本上都是姐姐穿小后退役给我的，即使是新的，也是母亲用给姐姐织剩的毛线拼成的，各种颜色都有，如果在今天可能叫“前卫”或“另类”，幸好都是穿在里面，而且小孩子嘛，谁会去在意？记得有一年冬天，学校打预防针，虽然我一再谨慎，还是在脱衣服时露出了姐姐的红棉袄。顿时，班里的男生异常兴奋，大声喊着我穿红棉袄、穿女人衣服之类的话，羞的我无地自容。

那时大人常夸我老实，更有人夸我文静，不过我还不知道“文静”是用来夸女孩的，而且每到这时，便会像个白痴一样表现的更加老实和“文静”。的确，小时侯脸圆圆的，五官也长的比较秀气，完全不象现在这样面目可憎，一笑起来就让人误会，以为我不怀好意，而且又不太爱说话。这也正成为我们院小孩欺负的对象。再加上我个头小，力气也小，每次打架都吃亏。姐姐知道后，合二人之力把那帮小子老老实实教训了一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被人欺负过，姐姐一直在 保护我，直到后来，我个子越长越高，力气越来越大，开始保护姐姐。

大姐考上了重点高中。一年以后，读初三的二姐面临着升学问题。由于当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很难一下负担三个人上高中、大学，而作为男孩的我似乎注定是要考大学的，因此，父母只好决定让二姐读中专，早一点参加工作。二姐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要求参加重点高中的入学考试，她很想“看一看试卷”。一个月后，成绩公布了，二姐全校第二名，几天之后，二姐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她没有给父母看到，偷偷地折了起来，放在抽屉里。那天夜里，我听到二姐在隔壁轻轻的抽泣声，可是当年的我太年轻，还意识不到她为家里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

那个暑假很快就过完了。

二姐开学的前一天，我们全家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我突然意识到，以前天天和我在一起的二姐，就要离开我们，去另外一个城市读书了，从此家里将减少一份快乐。我们在站台上说着送行的话，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一直坚强的二姐再也忍不住，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妈，我不想走……”火车还是把二姐带走了，留在站台上母亲不住地用手抹着眼泪。

那一年，二姐14岁。

由于品学兼优，二姐很快当上了班长，而且每次期末考试都是班级第一。每个暑假，我总能收到她用奖学金买给我的小礼物。有一年，为了庆祝我的生日，二姐送了我一副墨镜作为生日礼物。后来有一次我和二姐吵架，吵的很厉害，我一赌气把墨镜仍在地上，说：“还给你的烂墨镜！”二姐没有和我继续吵，默默的把墨镜捡起来。几天后，二姐开学了。我在我的抽屉里发现了她留下的墨镜，擦的干干净净的。我现在完全能体会她当时是多么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