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yang's blog

小黑死了。这是在晚饭散步回来后老婆准备给他们加食的时候发现的。小黑耷拉脑袋躺在笼子的底的托盘上，身上的毛永远失去了往日漂亮的光泽，没有了一点生命的迹象；只剩下小白一个，寂寞的趴在稻草做的窝里。而就在早上上班前，我还看见他们两个欢快在吃食和鸣叫。

2004年初，我和老婆在逛花鸟市场时，偶然看到鸟笼子里面一群漂亮的小鸟，只有黑和白两种颜色，红色的嘴很是显眼，甚至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羽毛很干净，不动的时候象一个个瓷器。问了老板之后知道这叫做文鸟，价钱也不贵。也许想给生活中增加一些乐趣，我们俩毫不犹豫的决定买两只，当然是一只黑色一只白色了，并且同时买了一个很简单的铁丝做的鸟笼子。回到家后，老婆兴奋的在网上查有关文鸟的资料，以及怎样喂养。

文鸟是一种很常见的的鸟类，因为它身强体健，很适合初学者，是一种入门的鸟种。文鸟又名爪哇禾雀，经过饲鸟者的繁殖育种，除了原种的灰文外，已经成功地育成白文、红文，目前又有新的变种发生，蓝文和银文。文鸟喜欢洗澡，很难分辩雌雄。文鸟很好喂养，主食小米，这有点象鹦鹉，由于身体小，几天加一次食就可以了。没几天，新来的文鸟就熟悉了周围的环境，每天早晨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开始清脆的鸣叫，声音不大，好听而且不觉得吵。

从此，小黑和小白在我们家开始了他们愉快的生活。我和老婆把他们伺候的很好，轮流给他们加水加食，刷笼子。为了让他们洗澡，老婆专门找了一个搪瓷饭盒，装满水，放在笼子里。刚开始的时候，文鸟很害羞，不敢当着我们的面洗澡。为了看到这难得的一幕，我们只好躲在一边。一般都是小白先站在饭盒的边缘，先用嘴去试探一下，我想应该是试探水的温度，然后跳在水里，扑腾一下之后又跳上岸，我想实在试探水的深度。如此几次之后，便放心的跳在水里畅快的扑腾。小黑比较胆小，始终不敢下水洗澡，他每次都站在离“洗澡盆”最近的地方，借着小白洗澡激起的水花来过一下瘾。而后，他们骄傲的站在树枝上，在阳光下晾干自己的羽毛。有时忘了给他们放“洗澡盆”，焦急的他们会把头探到喝水的盅子里去，以解洗澡之馋。

5月下旬，我去北京论文答辩，按照安排要呆上一周的时间。一天晚上，正在准备论文的时候，老婆打电话过来，电话那头她还在伤心的哭，原来在给文鸟换洗澡水的时候，不小心跑了一只。由于时间太长，我已经记不清跑的是哪一只，但还记得老婆当时的描述：“他从笼子里跳到地上，向我望了一会，我一愣，他展翅飞去。”我赶快安慰老婆，回家就再买一只，但悉心照料下的文鸟离我们而去，多少还是有些伤心。

早上接到老婆的电话，告诉我单位发月饼票了，言语之中的兴奋之情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老婆爱吃月饼，甚至可以说爱吃一切好吃的东西，用她自己的话说真希望天天可以过中秋节。下班后，两人去了晶都酒店，取了两盒佳宁娜月饼，包装很漂亮，价格也部菲，回到家迫不及待的打开品尝，老婆甚至泡了一壶茶，曰吃月饼的时候喝茶是最好的搭配。呵呵，这个中秋提前到了。

说起月饼，不禁想起小时候的中秋节。最早的印象是青红丝月饼，四个一包，用马粪纸包起来，一般等不到中秋，爸妈单位就发了。我好奇心切，喜欢撕破角上的包装。但看到熟悉的月饼后，往往丧失了吃的兴趣，爸妈也无法把这些月饼送人了。以前住的房子有院子，中秋十分，搭一张桌子在葡萄架子下，看着圆圆月亮，吃着切好的月饼和石榴等水果。姐姐上学后，一家人能凑齐过中秋的机会就少之又少了，后来姐姐去了市里工作，中秋就成为一种形式上的节日了。

后来有了黑翻白月饼，里面的馅其实是红小豆泥，看起来黑黑的，皮是白色的，因此得名。皮上已经有了花纹和字，包装也由马粪纸变成了印刷漂亮的纸盒，是当时比较高档的月饼，由于妈妈不能吃甜的，所以每次中秋前后，吃月饼成了我和爸爸的“任务”。再后来馅的内容也丰富了，加上各种果仁，包装也更加精美。

第一次离开家上大学那年，报道后没多久就到了中秋。学校给每个人发了两个月饼和二十多块钱的伙食补助，但月饼坚硬无比，据说从宿舍楼上扔下都不会摔坏。中秋那天，学校的电话亭熙熙攘攘挤满了打电话回家的学生。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等到我，对着话筒，刹那间第一次离家的孤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爆发，我一下子泪流满面，说“妈，我想家了......”，电话那头的母亲也泣不成声。周围的同学很理解的看着我，这个中秋，是有生之来第一次离开父母一个人在异地度过，也因此理解了以前的中秋时，异地求学的二姐寄来的卡片上写的一句祝语：“当你们举杯欢庆时，别忘记了远方的祝福......”

毕业后来到深圳，记得第一个中秋节前，有的同事把亲朋好友送的月饼带到单位和大家分享。月饼的包装很漂亮，听说一盒要一百多，让我大为惊讶之余，心里也很羡慕。不久，同事送了我两张泮溪酒店的月饼票，并告诉我中秋前一定要去取。我当时高兴坏了，当晚就坐车去泮溪酒店。倒了一次车，但到后酒店人员说刚刚被领完，要一个小时后才能运来，想着来一次不容易，就在那儿等。由于刚来深圳不久，平时也就两点一线穿梭雨单位和宿舍，罗湖区对于我来说很是陌生，因此也不敢走远，就买了份报纸，抽出一张垫在屁股下，边看边等。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等到我的月饼，铁盒包装，里面还有塑料的刀和叉子，这在以前是从未见过的，心里认定它很“高档”。虽然后来知道这是“标准配置”，但吃完月饼的铁盒子一直没舍得仍，放在我的抽屉里装一些杂物。

又忆苦思甜了，这是70年代人的通病。想一想，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吃过苦（当然不及我们的父辈）也过过好日子，所以对生活倍加珍惜。青红丝和黑翻白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大班冰皮和双黄白莲蓉的世界，但以前一家人围着切成四瓣的并不好吃的月饼的日子不敢忘记，是以记之。每年的中秋，虽然和父母远隔千里，但当“举杯欢庆时，不会忘记远方的祝福”。

92版小平像 。这张是92年的，当时是画在铁皮上，每当有台风来临还要卸下。原来这个地方是某广告公司的牌位，后来被征用来做宣传画，小平像就是这样出现了。



97年版，97年7月1日手拿国旗和香港区旗的人们在小平像前。



90年代初期，台风后的深圳，左边是电信大厦，右边是粤海酒店，百货大楼还没呢。

最初写这篇文章的冲动是在2000年底听了许巍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那一年》，当时老凡还在深圳，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一阵感慨之后，又不厌其烦的回忆起大学时的点点滴滴。我很想把当时的心情写下来，但当我打开电脑写下这个标题后，对着屏幕一阵发呆，才发现已经不能把这些触手可及的东西变成文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深圳改变了我，还是我自己在改变着自己？我只知道我已经不能再像两年以前那样很随意的写点东西了。

2003年的1月4日，我坐在广深高速的大巴上，DISKMAN里放着前一天刚刚拿到的许巍最新专辑《时光、漫步》，当熟悉的声音在耳边想起时，多年尘封的记忆一下被打开，不是因为这张专辑，而是因为一种惯性。这时的老凡已在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由于时差关系他还在睡梦里，车窗外的护栏飞速的向后逝去，看的我有点眼花，只有远处光秃秃的山始终停留在视野里。我想，是写点东西的时候了。

让时光倒流9年吧。

1993年的夏天，我正处在一个从高二升入高三的关键时期，在一期《女友》杂志的插页中，看到了一篇介绍西安“飞”乐队的文章，当时的中国摇滚乐正处于一个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对于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乐队，没能引起我很大的注意，但拍的几张照片让我印象深刻：几个（记不清几个了）留着长发的愤怒青年双脚离地贴在墙上，我想这难道是为了说明乐队的名字？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小字，其中有一个就是：许巍。

1994年9月，我来到古城西安，开始了4年的大学生活。大一、大二忙着考各种各样的合格证、混入党内、买打口带、卖四海牌空白磁带手套贺年卡以及骑着单车熟悉西安的每一条大路小路，最引以为荣的就是和老安、老凡成功的创办了一个名叫“音乐彩虹”的音乐团体，并结识了西安广播电台的一些节目主持人，带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谈论摇滚乐。时间在充实的大学生活和无忧无虑之中飞快的逝去，转眼间就到了1996年的大三。

这年10月份，我从陕西文艺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恐龙蛋”乐队主唱程冈那里得到消息，西安的几支摇滚乐队想组织一次高校巡回演出。我们学校当时正好有一个学生得了白血病，我想以义演为主题把演出的第一站放在我们学校，门票收入除负担演出设备的租金外全部捐给那位同学。主办方说没问题，但令人气愤的是学校团委以“以前未搞过类似演出活动，怕影响不好”为由拒绝提供场地，令这项善举胎死腹中。演出的第一站放在了建院，程冈比较够哥们，送了我们几张票，我们又凑了点会费组织一些“音乐彩虹”的会员去观看。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摇滚乐的现场演出，无法用文字来形容当时的气氛，只记得在简陋的礼堂里站了3个多小时，出来时嗓子沙沙的。其中有一支乐队就是“飞”乐队，也是现场表现最好的乐队，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前任的主唱名叫许巍，知道了他离开了乐队去北京发展，知道了田震的那首《执着》原出自许巍之手，名叫《Don't Cry Baby》。

高一那年（1992年）暑假，在南京上大学的大姐带来一盒借同学的磁带，是崔健的《解决》。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人的名字。专辑的封面上除了崔健的黑白头像，有一个五颜六色的碎片拼成的五角星，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枚2分硬币。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打开一看，发现有一首歌（《象一把刀子》）的歌词没印上，是别人抄上去的。我把磁带放进当时算是很豪华的双卡录音机，发现这小子唱的是个什么东西，歌词一句都听不清，即使对着看也比较吃力，便扔在了一边。

大姐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唱《一无所有》的，现在在南京非常火。

我很惊讶，《一无所有》当时唱的很滥，滥的让我鄙视，但毕竟可以去唱，但这些歌听都听不清，我很难接受那是出自同一个人。然而后来我才知道，《一无所有》不光对崔健本人，而且对中国的整个摇滚乐，都不是一般的意义。

在大姐的强力推介下，我终于硬着头皮听完了那盒磁带，听完后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南泥湾》比郭兰英唱的好听。但是几天之后，又很不自觉的听了一遍，然后又是一遍，一遍又一遍......

我说不出为什么想听，只知道自己也着了这小子的道了。

暑假结束时，大姐把磁带带回学校了，而我已经把歌词全部背了下来。

高二一开学，我就跑遍我们小县城的磁带店（那时还没有音像店）去找这盒磁带，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这很符合当时中国北方的一个普通小县城的流行特点：以听香港四大天王和一个自称是郭富城儿子的叫林痔蝇的歌为荣，或者是天天唱迟志强的愁啊愁表明自己是失足青年，我感觉很沮丧，好象一下子少了一块东西，以至于听见有人骑自行车摇铃就回头看一看，怀疑在放《这儿的空间》。

 2001年6月13日，我走进电影院，看了被传媒炒的沸沸扬扬的《我的兄弟姐妹》。关于电影本身，我不想评论什么；我只想说，它赚到了我的眼泪。

走出电影院，我拿出电话，给远在千里的两个姐姐分别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们，我很想她们……
“兄弟姐妹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互相不相识。但落地以后，便融成一体，结成冰，化成水，也就永远分不开了……”

在家里我年龄最小，上面有两个姐姐，分别大我两岁和四岁。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母亲以前又是教师，对我们三个一视同仁，从不偏袒。所以，虽然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并未享受到“娇宝宝”的特殊待遇。父亲每次买水果、买小人书，向来都是买三份。在我的记忆里，每次有好吃的，都是三个人分着吃，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个夏天的周末，父亲提着保温桶，带着我们三个去买冰淇淋，回家之后，大家围在一块，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分着吃。

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宽裕，我穿的毛线衣、毛线裤基本上都是姐姐穿小后退役给我的，即使是新的，也是母亲用给姐姐织剩的毛线拼成的，各种颜色都有，如果在今天可能叫“前卫”或“另类”，幸好都是穿在里面，而且小孩子嘛，谁会去在意？记得有一年冬天，学校打预防针，虽然我一再谨慎，还是在脱衣服时露出了姐姐的红棉袄。顿时，班里的男生异常兴奋，大声喊着我穿红棉袄、穿女人衣服之类的话，羞的我无地自容。

那时大人常夸我老实，更有人夸我文静，不过我还不知道“文静”是用来夸女孩的，而且每到这时，便会像个白痴一样表现的更加老实和“文静”。的确，小时侯脸圆圆的，五官也长的比较秀气，完全不象现在这样面目可憎，一笑起来就让人误会，以为我不怀好意，而且又不太爱说话。这也正成为我们院小孩欺负的对象。再加上我个头小，力气也小，每次打架都吃亏。姐姐知道后，合二人之力把那帮小子老老实实教训了一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被人欺负过，姐姐一直在 保护我，直到后来，我个子越长越高，力气越来越大，开始保护姐姐。

大姐考上了重点高中。一年以后，读初三的二姐面临着升学问题。由于当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很难一下负担三个人上高中、大学，而作为男孩的我似乎注定是要考大学的，因此，父母只好决定让二姐读中专，早一点参加工作。二姐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要求参加重点高中的入学考试，她很想“看一看试卷”。一个月后，成绩公布了，二姐全校第二名，几天之后，二姐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她没有给父母看到，偷偷地折了起来，放在抽屉里。那天夜里，我听到二姐在隔壁轻轻的抽泣声，可是当年的我太年轻，还意识不到她为家里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

那个暑假很快就过完了。

二姐开学的前一天，我们全家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我突然意识到，以前天天和我在一起的二姐，就要离开我们，去另外一个城市读书了，从此家里将减少一份快乐。我们在站台上说着送行的话，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一直坚强的二姐再也忍不住，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妈，我不想走……”火车还是把二姐带走了，留在站台上母亲不住地用手抹着眼泪。

那一年，二姐14岁。

由于品学兼优，二姐很快当上了班长，而且每次期末考试都是班级第一。每个暑假，我总能收到她用奖学金买给我的小礼物。有一年，为了庆祝我的生日，二姐送了我一副墨镜作为生日礼物。后来有一次我和二姐吵架，吵的很厉害，我一赌气把墨镜仍在地上，说：“还给你的烂墨镜！”二姐没有和我继续吵，默默的把墨镜捡起来。几天后，二姐开学了。我在我的抽屉里发现了她留下的墨镜，擦的干干净净的。我现在完全能体会她当时是多么伤心。